，互相签下那一纸意定监护协议书的场景——好像，和结婚也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毕竟是这片国土，毕竟是同性恋啊，还能做到什么地步呢？……我又能做到什么地步呢？也就只能在这像个傻瓜一样叫嚣一下，失去了理智，就拿自己的情感毫无办法罢了。没有人会信完美的杨桦和我这种人是共犯，就像没有人会信他能死而复生，再支付我那个未到账的临别吻。

杨桦……你拉着我犯下这场完美的弥天大罪，却这么一死了之，留下我一个人，自首都无处可去，能为我定罪的人都没有。

舍友把我拎到了医院，把一声不吭的我拽去处理外伤，帮我补号前微妙的看着我欲言又止，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，我心里了然，说了句不用，然后打开手机里的电子医保卡，递给他。舍友无语地给我竖了个大拇指，吐槽：“你也是懂我意思哈，我都不好说你这是疯了还是没疯。”

我只扯扯渗血的嘴角，无所谓了，清醒地做些蠢事，被人当作疯了也好。

“既然这样，现在就带你去看看这儿的内伤吧，让我赶紧给宋老师一个交代。”他回来，戳戳自己的脑袋向我示意，又把我拽去了精神科。一进门，是我在杨桦病房见过的那个医生，舍友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同他讲了，这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看着我，问：“他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我点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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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你说的、有关于杨桦的也是真的吗？”

我说：“是的。”

他面无波澜地往后靠了靠，十指交扣放在身前，缓缓地说：

“这样啊……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有过这样的少见病例，亲眼目睹他人死亡的患者，可能会出现臆想关联的症状：通过幻想自己和死者有实际上的关系，以这种负罪感、或者说参与感来缓解自己的恐慌和不安。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，他们两者之间是毫无关联的。”

杨桦是我的癔症。

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

我就这么惶然的抽动了一下肩脊，出了个没有声的笑，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。我当然不会信他的话，就像我一向信赖自己的思维逻辑，我不认为癔症产生的记忆能这么没有漏洞。但我也只能麻木地瞪着他，感觉手上的知觉有点链接不上，幸好这庸医心有自知之明，他给我开个安神的中成药，然后把我舍友支出去，换了个姿势看我。

双手彻底没知觉了，我感觉自己的视野又要往上飘，飘到看见我自己——突然被他拍了一下：“醒醒！我知道你不信。”

意识回笼，我平淡的看着他，直到他开口：“唉……杨桦是我两年前收诊的病人，从没换过医生。他每次来都很配合治疗，关于病情和身体感受之类的一律交代，但——除了他母亲的部分经历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我知道，他有很多秘密。”

我忍不住冷笑，刚刚因为涂药有些愈合的嘴角又传来刺痛。他倒是有很好的职业素养，从容不迫的样子更让人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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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但是干医生这行的呢，尤其是我们精神科，有一项最基本的原则：病人不愿意透露的秘密，绝不能问；病人已经向我们透露的秘密，绝不能说。在没有病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，我们甚至不能将之作为病例来匿名使用。同样的，任何人说的有关病人的事，都不能作为我们诊治的根据。”